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～ 1992年的冬天，寒风卷着田埂上的枯草，掠过村庄的每一个角落，却吹不散我家院子里的喜气——四弟要结婚了。他的爱人，是小诸生产队诸明友家的女儿诸宗翠。论起来，宗翠的母亲是我们本家姑姑，俩人算是表兄妹，好在没有血缘牵扯，算不上“近亲结婚”，这在讲究“老亲做亲”的乡下，也算是一段顺理成章的缘分。
～ 两家隔得不远，站在我家院门口，就能望见诸家的烟囱，彼此的家境、人品都知根知底，省去了许多生分。家里早早就备下了两间平房，父母亲当着两家人的面，承诺把平房的产权完完整整留给四弟夫妻俩，其余的婚嫁事宜，都是乡里乡亲常走的规矩，好商量得很。
那年夏天，按照村里的习俗，我们家办了订婚宴。虽说诸家为人实在，没提半点苛刻要求，但父母亲常说“礼数不能亏”，硬是东拼西凑，把该备的定亲礼办得妥妥帖帖。那会儿家里条件不算宽裕，父母亲白天下地干农活，逢集时候父亲做牲畜交易员，增加经济收入，我们兄弟三人也尽己所能，你帮着买布料，我帮着备烟酒，一家人拧成一股绳，只为让四弟的婚事风风光光。到了冬天，婚礼如期举行，锣鼓声、鞭炮声在村里响了大半天，乡亲们都来道贺，母亲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褂子，忙前忙后招呼宾客，脸上的笑意就没断过，眼里却藏着掩不住的疲惫——那是为儿女操劳半生的印记。
婚后，四弟夫妻俩就住进了那两间平房，日子过得简单却踏实。转年春天，四弟凑了些钱，又请乡亲们搭把手，盖了一间小瓦房当厨房，从此俩人就彻底独立过日子，三餐四季，自给自足。而我的父母亲，依旧守在村西头那四间破旧的草房子里，土墙斑驳，屋顶的茅草被风吹得发卷，逢雨必漏。他们一辈子省吃俭用，粗茶淡饭裹腹，旧衣旧衫上身，吃了数不清的苦，唯一的心愿，就是看着一个个儿女成家立业，安稳度日，母亲常坐在门槛上，望着四弟家的方向，嘴角带着欣慰的笑，那笑容里，藏着所有母亲对儿女最深沉的牵挂。
那会儿，五弟正读初中三年级，正是懵懂懂事、渴望改变命运的年纪。恰逢当时兴起了“卖户口”的风潮，非农业户口被明码标价，几千块钱就能买到，在那个城乡差异悬殊的年代，这在村里人眼里，无疑是一条“捷径”——买了户口，能去当兵，退伍后就能安排工作，端上“铁饭碗”；也能招工进工厂，摆脱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农耕生活；哪怕是考技工学校，毕业后也能被顺利招工，彻底改变农民的身份。
父母亲看着身边不少人都动了心，也想着给五弟谋一个好前程，哪怕手头拮据，也咬牙决定给五弟买户口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这场看似能改变命运的“买卖”，却花光积蓄买的户口，后来，改革开放的步子越迈越大，企业纷纷改制，从股份制改成私有制，曾经许诺的“招工进厂”成了一纸空文，大批工人下岗，只能自谋生计。五弟终究还是买了户口，读了技工学校，只是那份“改变命运”的期待，终究被时代的浪潮冲淡了许多。母亲看着五弟背着行囊去技校的背影，默默抹了好几次眼泪，她不图儿子大富大贵，只盼着他能少走些弯路，平安顺遂。
时间转眼到了1994年秋季，南份两个生产队的乡亲们，大多都在规划好的义和西街盖了新房，青砖黛瓦，整整齐齐，透着一股新气象。可我的父母亲，还守在村庄最西边的草房里，四周空荡荡的，百米之内再无其他住户，每到傍晚，寒风呼啸，显得格外冷清。父母亲看着别人家的新房，嘴上不说，眼里却满是焦虑，母亲常常站在村口，望着义和西街的方向，眼神里藏着对安稳居所的向往，也藏着一丝自卑——她总觉得，没能给孩子们一个像样的家，也没能让自己住上一间体面的房子。
看着父母亲的模样，我心里不是滋味，当即决定，用自己攒下的钱，在义和南街给父母亲盖房子。那片宅基地，是我1991年义和街道开发时买下的临街地，位置好，也方便日后营生。盖房的时候，我利用暑假的时间，请了村里的瓦匠，兄弟们也主动来帮忙，按照乡下盖房的规矩，择了吉日开工，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忙着给工匠们烧火做饭、端茶送水，哪怕累得腰都直不起来，也不肯歇一会儿。把家里的旧草房拆了，拆下的木料仔细收拾干净，用来盖新房的梁檩，舍不得浪费一根；我买了砖瓦、水泥，一点点把房子盖起来——临街的地方，打好地基，砌了1.2米高的墙，里外都打了平整的水泥地坪，暂时作为猪圈用，供父亲经营生猪交易；院子里挖了一口水井，修了水泥路，再也不用下雨天踩一脚泥；后面的三间砖瓦房，宽敞明亮，专门留给父母亲住。
这是父母亲辛辛苦苦几十年，第一次住上砖瓦房，搬进去那天，母亲摸着洁白的墙壁，又摸了摸平整的地面，眼眶红红的，半天说不出话来，只是一遍遍地念叨：“这辈子，能住上这样的房子，值了。”那年春节，我们兄弟姐妹几人，特地都赶了回来，陪着父母亲在新房里过年，院子里张灯结彩，厨房里飘着饭菜香，母亲忙前忙后，脸上的笑容比过年的红灯笼还要耀眼，那是我见过，她最开心的模样。那会儿，父亲的生猪交易做得风生水起，每到秋天的大集，肥猪的成交量都有二三百头，四弟也跟着父亲一起打理生意，起早贪黑，勤勤恳恳，母亲每天都会提前做好早饭，让他们吃了去赶集，傍晚又在门口等着他们回来，递上一杯热水，问一句辛苦，琐碎的日常里，全是母亲的疼爱与牵挂。
可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，变故就来了。1995年夏天，四弟媳妇宗翠怀着第二胎，即将临产。很少有人知道，宗翠是乙肝病毒携带者——那会儿，1992年前出生的育龄女性乙肝感染率很高，国家还没把乙肝疫苗纳入计划免疫，很多人都是不知不觉中被感染的。连着生了一个孩子后，她没来得及好好调理身体，就又怀了孕，整个孕期，也没条件去医院监测乙肝病情，谁也没想到，孕晚期，她的病情突然爆发，浑身乏力、黄疸缠身，被紧急送进了医院。
治病需要一大笔钱，家里的积蓄很快就花光了，母亲急得整夜睡不着觉，头发都白了好多，她去求亲戚朋友，陪着笑脸，说着感谢的话，只为能多凑一点钱，救救这个苦命的儿媳。叔伯兄弟们也都齐心协力，你家凑几百，我家拿二千，把筹措来的经费一次次送到医院，只为能让宗翠得到全力救治。可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，医疗水平有限，终究回天乏术，宗翠在生下第二个女儿后半个多月，还是因肝衰竭离开了人世，年仅26岁，正是花一样的年纪。
宗翠的离去，给四弟和全家人都带来了沉重的打击，四弟整日沉默寡言，眼神空洞，母亲看着悲痛欲绝的四弟，看着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婴儿，又看着年仅两岁的大女儿春丽，只能强忍着泪水，白天忙里忙外，晚上抱着孩子偷偷抹泪。按照村里的习俗，家里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来参加了葬礼，晚辈们列队致哀，哭声传遍了整个村庄，母亲也守在灵前，一遍遍念叨着宗翠的好，那份悲痛，不比四弟少分毫——她早已把这个儿媳，当成了自己的亲女儿。
处理完宗翠的后事，那天是1995年6月25日，上午八点，我们把宗翠的灵柩下地安葬，刚安葬完毕，九点半左右，瓢泼大雨就倾盆而下，下了整整几个小时，村里那些缺水的田块，正好借着这场雨，都栽上了秧苗。乡亲们都说，这是宗翠心疼家里，老天爷都在为她落泪，也在帮着家里渡过难关。可悲痛过后，日子还要继续，四弟一个大男人，短时间很难从悲痛中走出来，心里的悲伤只能自己用心治愈。
又过了两个月，四弟把两岁的春丽寄养在岳父母家，放心不下孩子，又不能一直沉溺在悲痛中，他咬了咬牙，收拾好行囊，外出做蔬菜贩运的生意，只想多挣点钱，将来能给春丽一个好的生活。那年秋季，当地少雨干旱，蔬菜奇缺，价格高，很多人都忙于农田秋种、忙于新建房舍。于是四弟瞅准机会，做起了长途贩运蔬菜的生意。后来四弟拉了两车蔬菜到朱马，我们帮忙找熟人代去乡下销售，靠着熟人的帮忙，又灵活变通，用粮食兑换蔬菜，慢慢打开了生意局面，日子也渐渐有了起色。母亲每天都在牵挂着四弟，常常站在村口，盼着他能平安回来，每次四弟跟车回来，母亲都要反复叮嘱他，注意身体，不要太累，不管挣多挣少，平安就好。
秋尽冬来，寒风又起，看着四弟孤身一人，带着孩子，母亲心里格外着急，四处托人给四弟介绍对象，只想让他能有个伴，有人帮着照顾孩子，也有人能陪他走过难熬的日子。后来，姐姐介绍四弟认识了邻村的姑娘张德荣，德荣性子温柔、心地善良，她的母亲也希望女儿能在街道安家，安稳度日。得知消息后，我当即决定，把南街打好地基的南边两间调换给四弟，让他盖房成家。
那年月，村里很多人都在大兴土木，家家户户都在盖房子，瓦匠格外难找，四弟跑了好几个地方，才从朱马乡下请来了瓦匠，没日没夜地赶工，整整一个月，平房终于盖好了，内外都粉刷得干干净净，透着一股新气象。年底前，四弟和德荣办了婚事，没有铺张浪费，只有亲戚朋友的祝福，母亲看着四弟重新成家，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她拉着德荣的手，像对待亲女儿一样，叮嘱她好好过日子，好好照顾春丽，德荣笑着点头，眼里满是真诚。
让人欣慰的是，张德荣果然是个善良的姑娘，她对春丽视如己出，穿衣、吃饭、上学，样样都照顾得无微不至，从不偏心，也从没有过一句怨言。街坊邻居看在眼里，都纷纷称赞四弟有福气，找到了一个好媳妇；春丽的外公外婆，看着外孙女被照顾得白白胖胖、活泼开朗，也打心底里认可了这个继女。母亲每次看到德荣陪着春丽玩耍，看着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模样，心里就格外踏实，她知道，四弟终于走出了阴影，春丽也有了一个完整的家。
那些年的日子，有欢喜，有悲痛，有艰难，有希望，而贯穿始终的，是母亲的爱，是家族的温暖。母亲一辈子操劳，省吃俭用，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儿女，她用瘦弱的肩膀，扛起了整个家，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，她都从未倒下，始终用温柔而坚韧的力量，守护着每一个孩子。而家族的亲人们，在危难时刻，齐心协力，互帮互助，陪着四弟渡过了最难熬的日子，帮他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。
如今回想起来，那些岁月里的烟火气，那些母亲的牵挂与疼爱，那些家族的温暖与担当，都成了我们心中最珍贵的回忆。它让我们明白，无论遇到多大的风雨，只要家人同心，亲情相伴，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；而母亲的爱，就像冬日里的暖阳，夏日里的清风，默默滋养着我们，指引着我们，一路前行，从未缺席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