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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鲁传扣
～ 1978年早春，我踏着旱情与期盼，走进师范校园。那段时间的事情，是我终身难忘的经历。
～ 1977年冬，旱情肆虐，秋旱连冬旱，雨水稀缺得反常。田野里没有腊月应有的生机，放眼望去尽是翘起的土坷垃，唯有田沟边、土缝里，几株瘦弱的麦苗倔强地探出头。麦子出苗率远不及预期，移栽的油菜苗全靠人工挑水浇灌，成活率依旧低下，每一株幼苗的存活，都承载着乡亲们对来年收成的殷切期盼。
就在这样的旱情里，大刘圩水利工程顺利竣工。人们拖着疲惫的身躯、带着满身尘土返程，临走前，公社在工地上召开总结大会，表彰先进集体，勉励落后队伍。会议明确要求，各生产队返程后需及时清算账目、完成全年劳动分红，严格落实多劳多得原则，不辜负大家的工地付出；同时迅速组织劳动力投入冬季抗旱保苗，全力保住地里的庄稼。
那年月，大队干部编制精简、报酬微薄，常驻干部加辅助人员总共七人，全年报酬总额不足千元，分摊到各个生产队，群众负担很轻，大家都能接受。
后来，我家所在的南份两个生产队成立了农科站，规格与大队等同，设书记1人、副站长1人、会计及副职2人。按其他大队标准，这些人的报酬合计约需500元，可两个生产队总共只有266口人，折算下来，群众负担的管理人员报酬比过去高出两倍多，不少群众颇有微词。
得知群众顾虑后，农科站书记鲁宗芳主动表态，自己仅拿100元报酬；我比照书记标准，提出拿80元，另外两名副职每人只拿20元，四人合计仅220元，大幅减轻了群众负担。经公社副书记谭成美协调，鲁宗芳最终拿了80元，我拿了60元工分补贴。又因14元出差学习差旅费无部门报销，那年我实际到手的补贴仅剩46元。那一刻，我终于读懂，“均贫富”在当时之所以有强大号召力，只因老百姓的愿望朴素而纯粹——公平公道，有劳有获、多劳多得，唯有为生产队出工的人，才能获得合理报酬。
考上师范学校的消息传来，全村都添了喜气，农科站特意请来公社放映队，在村里放电影为我庆祝。老队长站在人群前，言辞恳切地叮嘱我：到了学校一定要刻苦学习，毕业后回到农村学校，把全村的孩子交给我教育，让他们也能像我一样，考上学校、转为非农业户口、吃上商品粮，过上好日子。老队长的话，藏着乡亲们对下一代的全部希望，也让我心中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
喜悦之余，我最牵挂的便是入党审批事宜。1976年春天我递交入党申请书、填写志愿书，大队党支部大会全票通过，后因公社区划调整，审批工作一度搁置。好在公社党委始终牵挂此事，趁着年终总结会专项研究，在组织委员的协助下补齐流程，最终顺利获批成为预备党员。体检时，我在身份栏郑重写下“预备党员”四个字，满心都是自豪与坚定。
当录取通知书真正递到我手中时，父母亲脸上的皱纹终于舒展开来。长久以来的焦虑与期盼，在那一刻有了归宿。他们对我从小就寄予厚望，即便我成长在物资匮乏、生活拮据的困难岁月，父母亲也始终省吃俭用，竭尽所能为我争取读书机会。如今我被师范学校正式录取，圆了他们多年的心愿；加之刚被批准为预备党员，真是喜上加喜。当晚，父母亲特意做了几个小菜，一家人小酌两杯，没有奢华的饭菜，却满是团圆的欢喜与对未来的憧憬。
为让我在学校过得舒心，母亲把家里最新的被褥拆洗干净、叠得整整齐齐，塞进我的行李。她找出自己封存多年的长枕头，拆开才发现，枕头两头的绣花布片早已在十年前拆给姐姐做了嫁妆。母亲将剩下的家织布仔细折合、缝补，做成一个黑布袋，钉上带子，当作我的“行李箱”，把换洗衣服、鞋子和日用品一一整理妥当。那些天，煤油灯的光映着母亲忙碌的身影，她每晚忙到深夜，一遍遍叠放行李，隔几天又打开添上一两件小物件，生怕遗漏什么，那份细致与牵挂，藏在每一针一线里，深深刻在我心底。
父亲也没闲着，为凑我的学费和生活费，他跑了好几趟会计家，直到春节前一天，才领回我的工分补贴。那点钱，既要交18元学费，还要当作在校生活补贴，每一分都来之不易。
小时候，父母亲给我订了亲，对象是前潘生产队的潘姑娘。她善良、纯朴又勤劳，当时已22岁。从20岁起，我们才有过几次简单交流，不算熟悉，却有着一份朴素的情意。听说我要参加考试，她趁大刘圩水利工地休息间隙，悄悄给我纳了一双鞋底；春节前，又准备了灯芯绒鞋帮，请大嫂子帮忙紝成一双结实好看的布鞋。
开学前两天的晚上，潘姑娘和她二嫂悄悄把布鞋送到我家。她们走后，我打开鞋子，发现里面藏着一块方格花布手绢，裹着几斤粮票和三元钱——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这便是她能拿出的最真挚的心意，一份不张扬却沉甸甸的祝福。那一刻，我心里暖暖的，所谓悠悠寸草心，绵绵情意长，大抵就是这般模样。
开学前两天，我特意去家乡的田野走了走，想再看看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，看看地里的庄稼。旱情依旧严重，麦苗长得稀疏，稍高些的麦叶从土坷垃里探出头，虽显壮实，却难掩整体单薄；青青的油菜苗虽稀少，却依旧挺直腰杆，迎风招展，努力汲取每一丝水分。眼前的景象像一块石头压在我心上，我清楚，夏季粮食减产已难以避免。
我想起家里八口人，想起四个弟弟和一个妹妹，想起春荒时节一家人可能面临的困境，想起夏季粮食不足的艰难。种种念头涌上心头，让本该欢喜的离别多了几分黯然。我满心期盼着走出乡村、求学深造，可真到离别之际，才发现自己对这片土地、对亲人，有太多不舍与牵挂——这份不舍，藏在干旱的田野里，藏在父母亲的叮嘱里，藏在乡亲们的期盼里，也藏在我对家人未来的担忧里。
牵挂与不舍中，离别如期而至。1977年恢复高考在12月份，录取学生于1978年春季入学。安徽凤阳师范学校的开学时间定在2月19日至20日（农历正月十三至十四）。义和公社此次共录取三名凤阳师范学生，分别是周化、李家忠和我，我们相约18日晚到定城集合，19日一同乘车报到。
18日下午五点左右，我们三人提着行李准时碰面，一同赶往定远“治国新村”饭店落脚。彼时物资紧张，我们处处想着节俭，晚饭挑了最划算的肉包子，误打误撞多买了些，三人狼吞虎咽大快朵颐，这是我第一次吃肉馅包子，鲜香滋味至今难忘。一餐饭花了3块多，平摊下来每人仅1.15元，即便如此，我们依旧心疼不已，暗暗下定决心到校后务必省吃俭用，绝不辜负家人与乡亲的重托。
～ 这便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，我从公社水利工地归来，历经体检、录取，告别家乡、与同窗奔赴师范校园的一段经历。有喜悦，有感动，有牵挂，有不舍，更有初次远行的懵懂与难忘。每一段过往，都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，镌刻心底，从未褪色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