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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传扣
1974年元月14日，农历1973年腊月廿二，天刚蒙蒙亮，我背着一床打了补丁的被子、一捆泛黄的书籍，还有那个牛皮纸糊的档案袋，走出了定远民族中学的校门。档案袋里，装着我的团组织关系，那是高中二年，我凭着刻苦学习和积极表现换来的沉甸甸的认可。
回到家，我顾不上掸去身上的尘土，先把档案袋捧到父亲面前。“爸，我想把团组织关系转到大队，您知道咱大队团支部书记是谁不？”父亲接过档案袋，摩挲着封皮上的字迹，点了点头。吃过午饭，他便去生产队长家打听，回来告诉我，书记是隔壁生产队的鲁宗孝，按辈分，我得喊他一声叔父。
两天后，父亲领着我，拎着档案袋登门拜访。鲁叔父接过档案袋，翻看着里面的材料，笑着对父亲说：“大侄子在学校可是好学生，高中毕业又入了团，将来准有出息！”顿了顿，他又叹了口气，“我这个团支部书记，还是当年四清工作队在这儿时选的。如今我都四十岁了，还当着生产队指导员，里里外外一堆事，哪有精力顾青年团的活儿？具体事都是副书记张家甫管着，你们找他去。”临出门时，他又补了一句：“大队青年团的工作一直缺人手，我正琢磨着辞了这个书记的差事呢。”
父亲把档案袋交还给我，嘱咐道：“这事得你自己跑一趟了，去找张家甫同志。”张家甫住在上马生产队，我按着地址找过去时，远远就看见他家的烟囱冒着烟。推门进去，只见他左手抱着个咿呀学语的娃娃，右手握着锅铲，灶台边还围着个满地乱跑的小不点。两口子带着两个孩子，家务的琐碎早把他缠得脱不开身。听明我的来意，张家甫擦了擦额头的汗，苦笑着摇头：“表弟啊，不瞒你说，我两年前就向大队党支部递了辞职报告。现在回乡青年的团组织关系，都是自己直接交到公社团委去的。你瞅瞅我这光景，灶上烧着火，怀里抱着娃，实在抽不出空管这些事啊。”他放下锅铲，看着我，眼神里带着几分期许，“青年团的工作，本就该是你们这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来干，才最合适。”
我攥着档案袋，悻悻地回了家。眼瞅着年关将近，村里家家户户忙着扫尘、蒸馍、置办年货，喧闹的年味裹着寒风扑面而来，我只好把转关系的事暂时搁下，心想：等过了年再说吧。
正月十五的花灯刚熄，队里就传来消息——大桥公社要开三级干部培训会，生产队、大队、公社的干部都要参加，会期三天。父亲一听，立刻把我的档案袋找出来，递给生产队长：“队长同志，麻烦你开会时把这孩子的团组织关系捎到公社去，多谢了！”队长爽快地应下，我悬着的心也终于落了半截，总算能了却一桩心事。
会议结束，队长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放心吧，档案袋我交给公社办公室了。”我连连道谢，以为这事就此尘埃落定。
开春后，生产队的春耕大忙拉开了序幕，头等大事就是把农家肥挑到田地里。那时候没有拖拉机，全靠肩膀扛、扁担挑。每天早晨，晨曦刚撕破夜空，霞光染红天边，生产队的老少爷们就挑着沉甸甸的粪筐，喊着震天的号子，踩着露水往村外的田埂走。为了赶进度，队长给大家定了硬任务：早上挑三趟，上午挑六趟，下午挑六趟，干完就能收工回家忙自留地、带孩子。
我这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生娃，哪里扛得住这般高强度的重体力活？头两天，肩膀被扁担压得火烧火燎，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。可我咬着牙，攥紧扁担，一步不落跟着大部队。没过几天，肩膀上的皮肤先是红肿发紫，接着起了水泡，水泡磨破了，渗出血水，再被汗水一浸，疼得钻心。我没吭声，撕下衣角裹紧肩膀，依旧每天跟着出工。慢慢地，伤口结了痂，痂又变成了厚厚的老茧。
我的韧劲，被队长看在眼里。他好几次在早会上点名表扬我：“这小伙子，别看是读书人，干起活来一点不含糊，是块好料！”后来在大队干部会上，队长又把我的表现郑重地汇报了一遍。大队党支部书记听了，专程到生产队来看我干活，看我挑着粪筐健步如飞，看我和社员们有说有笑，回去后便召开会议，决定推荐我担任大队青年团负责人，还向公社团委递交了报告。
可就在这时，意外发生了。公社团委书记李家涛整理档案时，翻遍了卷宗，也没找到我的团组织关系介绍信和入团表格。消息传回来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赶紧去找生产队长。队长皱着眉想了半天，才一拍大腿：“哎呀，我只知道把档案袋交给公社办公室，压根不知道团委在哪儿！”
没办法，我只好揣着忐忑的心，第一次踏进了大桥公社的大院。那是个坐西朝东的四合院，大门朝东开，南北长三十多米，东西宽二十多米，院墙四周全是土坯砌的草房子。公社革委会办公室就在院门正对的右边，我敲开门，向张秘书说明来意。张秘书听完，摇了摇头：“没收到过你的档案袋，这事我没印象。”他看着我失落的样子，停顿了一下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小伙子，记住一句话——重要的事情必须自己亲力亲为，路得自己一步步走，才能走得稳、走得远。”
这话像一记警钟，敲在了我心上。我连忙问：“张秘书，那公社团委在哪儿啊？”邓秘书指了指院子最拐角的一间草房：“喏，李书记就住在那儿办公。”我顺着他指的方向走去，推开门，只见屋里陈设简陋，一张掉漆的办公桌，两把长条凳，墙边立着两个老式衣橱——后来我才听说，那是“扫四旧”时从地主家搬来的。衣橱里，整整齐齐码着全公社的团员档案。
李书记听完我的情况，耐心地指点我：“别着急，你到民族中学团委，补开一份介绍信，把入团的资料补齐，直接送到我这儿来就行。”
那时候正值暑假前夕，天气热得像个大蒸笼，路边的野草被晒得发软。我顶着烈日，带着李书记给我一顶草帽，穿着粗布对襟褂子大裤头，脚上的布鞋已经露出来脚趾头。绕过大桥老街的河流，迈开大步，一路小跑赶到定远民族中学。校团委曹书记听说了我的遭遇，二话不说，翻出尘封的团员登记册，仔细核对我的入团时间、介绍人、支部大会通过日期，一笔一画帮我重新整理档案，补全了组织关系转移手续。
揣着崭新的档案材料，我又从民族中学往大桥公社赶去，这一个来回就是10多公里路，把材料亲手交到了李书记手中。汗水浸透了我的衬衫，脚底磨出了两个水泡，可我的心里却亮堂堂的。
那年暑假，我被公社团委提名为义和大队团支部书记候选人。八月份，在大队团支部换届选举中，我全票当选。站在全大队团员们面前，看着一双双信任的眼睛，我忽然明白了张秘书那句话的深意——如果当初我不亲自跑这一趟，不亲手把档案送到团委，或许就错过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。
从那以后，我便与青年团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后来恢复高考，我考入师范院校，毕业后走上讲台，又在学校负责青年团工作多年。几十年光阴流转，我带过一届又一届青年学生，每当给他们讲起成长的道理，我总会想起那个牛皮纸档案袋，想起张秘书那句“重要的事情必须自己亲力亲为”。
那份档案袋，装着的不仅是一份团组织关系，更是一堂让我受用终身的成长课。它让我懂得，无论做什么事，都要脚踏实地、亲力亲为；它更让我明白，对自己的组织负责，为组织的建设添砖加瓦，是每个青年人应有的担当。这份担当，会化作一束光，照亮我们前行的每一步路。
作者：鲁传扣 定远化工学校原副校长 高级教师，现已经退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