～ 七十年代中叶，日子紧巴。县城里的人们，各自在缝隙里刨食。南门大街、后街，常常见人提着小桶去钓虾。
那时的食品厂，在如今的东后街西口斜对过，门脸朝东。解放后，头一任厂长刘长海，是老革命，性子豪爽，敢说敢干。他四处寻访本地及四周地方做糕点的好手，又从山东招了批技术精的。不多时，糖果、麻饼、饼干、月牙糖（里头裹着糖稀）、芝麻交切、鸡蛋糕，还有一种弹子大小咬一口扑酥作响孩子们唤作“麻雀蛋”的，都做了出来。像鸡蛋糕，码在大铁盘里，送进锅炉炕。锅炉的火候讲究，老师傅拿捏得准。逢年过节，谁家带了花生来想炕一炕，师傅顺手也就给放铁盘里一并炕了。火候均匀，省事，只是不及砂子炒的香。
七十年代初，食品厂上了冰棒生产线。专门盖了冷库，白墙蓝顶，森森地透着寒气。又招了一批年轻的合同工、临时工。生产红火。记得有年滁县（即如今滁州）冰棒机坏了，好长一段日子，定远卖冰棒的，不少搭了货车往滁县去卖呢。
如今，定远食品厂的老地方还在，做糕点的大厂房、小厂房，还有冷库，都没拆。我每次路过，总是忍不住，进去转一圈。厂区空旷，荒草从砖缝里钻出来，显出颓唐。旧时的办公楼也还在，租给了一家小缝纫厂，十几个女工在里面踩看缝纫机，嗡嗡响。每次去，我都用手机照几张照片。
我的老母亲，今年九十一岁了。刚参加工作时，就在食品厂里当工人，一直干到退休。我把手机照的照片，给她看。她一遍又一遍地看，还用手摩挲着。
我自小就是食品厂的常客，中午去给母亲送去午饭。后来，我大妹妹去送。那时工人常加班，中午算加“半个班”。从一个上午，一直干到十二点半，家里人把饭送来，囫囵吃下，顶多半个钟头，碗筷一推，不到一点，接着干到两点半。算加半个班。两点半后，又接着上下午的正班。半个班，几毛钱，但人人抢着干。几毛钱，够全家一天买米面的钱了。
食品厂职工家的孩子，几乎没有不卖冰棒的。初三，我就蹬着自行车下乡卖冰棒了。高一那年，西卅店中学转来一位徐同学，比我大两岁，也骑着自行车卖冰棒。他父亲在食品厂当会计。他很诙谐，喜讲笑话，我常常同他一道下乡卖冰棒。
高一那年暑假，天热得像个蒸笼。蝉在树上叫得声嘶力竭。忽有一个消息，在卖冰棒的群体间，炸开了锅。定城区一场大型现场会，要在红桥公社（即现在的严桥乡）开！定城区管辖好多个公社（那时不叫乡镇），有红桥、兴隆、城西、城桥、城东、斋朗、范岗。从生产队到大队再到公社的干部，都去参加。人多，集中。这可是难得的买卖！况且，红桥公社离县城不过十来里路，冰棒能卖五分一根，县城只能卖三分一根。路不远，油水厚。
那天清早，天亮不久，食品厂冷库前的空地上，就热闹开了。二十多辆自行车，驮着棉垫捂得严实的冰棒箱，车把上挂着冰棒摇子（竹柄上细绳拴着瓷珠，摇起来啪啪脆响），整装待发。连那些平日走乡串镇自诩“老手”的老手，也决定前往。他们盘算着，红桥这场买卖快，卖完了赶回城，再拔一箱冰棒，换个地方，还能再赚一趟。我和徐同学也在人群里，眼神里都冒着光。我们脚一蹬，车子便汇入了这条尘土飞扬的长龙。土路上浮灰很厚，车轮碾过，黄蒙蒙的烟尘腾起，裹着车队。
红桥公社的院子，就在眼前了。门口一棵老槐树，枝叶蔫蔫地垂着，纹丝不动，像给这闷热的天焊住了似的。院里院外，冷冷清清，全然不是想象中的人山人海。卖冰棒的人群，嗡嗡低语——消息有误，不是定城区现场会，只是红桥公社一个公社开会。从陆续往里去的人来看，拢共也就一百多号人，即使过会来齐了，至多两百人。
更要紧的是，院子门口站着个人。高挑个子，短发齐耳，知青提拔上来的公社书记。她穿一件碎花娃娃衫，一条绿色睡裤，脚上趿拉着一双黄色人字形海绵拖鞋。她站在那儿，像一道突兀的闸门。她先叫手下人拦，不让卖冰棒的车子进，可哪里拦得住，卖冰棒的急了，前面的推着车子往里拱，后面的冰棒摇子摇得山响，助威。不知谁喊了声：“冲进去！”人群开始涌动。
这位知青出身的女书记，原本姣好面容的脸，唰地有些走形。白净的皮肤，涨得通红。她猛地挺直腰板，双手往腰上一叉，脚下一钉，拿出了铁姑娘队的架势，硬生生挡在车流前头。那气势，十分强大。一时间，空气仿佛凝住了。
这时，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四个口袋干部服的老同志，不知何时挤到了近前。他找到我们这群人中，一位四十多岁脸上刻着风霜的汉子——老倪，凑近了，压着嗓子说：“老倪，带个头，撤吧！这年轻书记，是省里都挂了号的人物，前程大着哩！硬碰不得……再讲，县公安局的电话，怕是已经摇过去了。”老同志的眼神，像压着块铅。
老倪脸上的皱纹，一下子深了许多，像犁过的旱地。他默默退后两步，和旁边几个年纪相仿的人，凑到一块儿，嘁嘁喳喳。烟头在他们粗粝的手指间明明灭灭。没多会儿，老倪站起身，把烟屁股在鞋底上慢条斯理地碾灭。他的目光扫过一张张被汗水和焦虑糊住的脸，最后，停在院子门外的一条土路上。
土路上，几个身影，正一歪一斜地，往这边挪着。
那是几个背着冰棒箱的妇女。箱子显得很沉，用粗麻绳勒在肩上。她们没有自行车，是靠着两条腿，一步一步从县城里量过来的。烈日当空，汗水浸透她们身上的布衫，洇开了深色的地图。每一步，都走得极是吃力，身体被沉重的木箱，压得向一边倾斜着，仿佛随时都可能栽倒。她们低着头，脖颈上的筋，绷得像拉紧的弦。她们在滚烫的尘土里，踩下一个又一个深深浅浅、歪歪扭扭的脚印。那粗麻绳索，在她们的肩膀上，勒出一道深痕。
这无声的跋涉，比任何喊叫都更有分量，沉重地撞在人们心坎上。有人别过脸去，有人使劲眨巴着眼，像是要把涌上来的什么东西憋回去。
老倪喉结滚动了一下，猛地吸了口气，声音不高，却像块石头砸进水里，压住了所有的嘈杂：“骑车的爷们儿，听我一句，撤！这场合，留给她们！”他抬手指向那几个还在艰难挪动的身影。
短暂的死寂。有人闷闷地“嗯”了一声，有人默默点头。那二十多辆自行车，像退潮的水，无声地掉转了车头。有的向南，奔高塘、张桥、连江去了；有的则散开，各自寻了乡间小路，溜乡去了。
车轮重新碾过浮土，扬起细小的烟尘。我扶着车把，没有立刻离开。回头望去，那几个妇女，终于挪蹭到了院子门口。她们放下箱子，大口喘着气，胸脯剧烈地起伏，鬓角的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，肩头的衣衫，被汗水浸得能拧出水来。
年轻的 女书记还站在那里，双手依旧叉着腰。只是那紧绷的肩膀，似乎不易察觉地松塌了一点。看着那几个几乎站不稳的妇女，看着她们肩上深深的勒痕和湿透的衣衫。她脸上刚才因愤怒而涨起的潮红，正一点点褪下去，露出白净的底色。长长的睫毛垂落下来，遮住了眼神，看不清里面的光景。她没说话，只是身子极其轻微地向旁边侧了侧，像一道沉重的闸门，无声地裂开了一道窄缝。
其中一个妇女，看上去年纪最大，脸上满是皱纹。她怯生生地抬起眼，飞快地瞥了一下女书记，嘴唇动了动，终究什么也没说出来。只是吃力地弯下腰，把那沉重的木箱重新背到肩上。她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地挺了挺腰背，在那道让开的窄缝里，身子一歪一斜地，挪了进去。
我扭回头，蹬动了车子。土路两旁的玉米地，无边无际的绿。宽大的叶子，在热风里哗啦啦地翻卷，像无数只绿色的手掌，在无声地拍打。后座上的冰棒箱，随着颠簸发出沉闷的碰撞声。阳光开始毒辣，汗水流进眼角，又咸又涩。前方的土路，在蒸腾的热浪里扭曲、晃动，不知伸向哪里。
我蹬着车，感觉车把有些沉，后座更沉。车轮碾过干渴的土地，滚烫的浮尘重新扬起，慢慢模糊了身后的红桥公社院子，也模糊了那个早晨所有的声响和形状。
只有那几个一歪一斜地背负着沉重木箱走进门去的背影，还有那双黄色人字形海绵拖鞋悄然侧开的一道缝隙，连同汗水咸涩的味道，一起烙进了那个炎夏的记忆里。
后来许多个夏天，舌尖尝到冰棒融化的那点甜凉时，总会莫名地想起那咸涩的汗水，那深深的勒痕，和尘土中深深浅浅的脚印。
作者简介：
郑鹏程，男，定远县文联退休，中国作家在线签约作家；曾任安徽省第五届作协理事，滁州市作协副主席，现为滁州市作协顾问，系安徽省作协会员，书协会员，美协会员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