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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三九年年底，凤阳考城的雪下疯了。
不是一片一片落，是一团一团往下砸。砸在屋顶上噗噗响，砸在人脸上生疼。梅竹樵趴在据点外雪沟里，身上盖块白布，布上积了寸厚的雪。他不动，像冻死了。只有眼睛还睁着，透过雪幕，盯着据点门口那两盏气死风灯。
灯下，伪军哨兵在跺脚，呵出的白气，一团接一团。门里传出鬼子的哄笑声、劝酒声，还有留声机咿咿呀呀的日本小调——他们在吃年夜饭。
梅竹樵等这一刻，等了七天。他是定远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总队总队长。
七天前，内线老刘传出消息。年底，鬼子军官和伪军头目聚餐，警戒最松。梅竹樵定下计划。端掉它，抢走里面新到的军火。
时辰到了。
他慢慢抬起右手，竖起三根手指。身后雪地里，三十条白影，同时动了动。都是游击队骨干，跟着他从定远红心铺出来的老弟兄。他们伏了一个多时辰，雪埋了半截身子，没人吭一声。
梅竹樵喜欢这样的兵。话少，手狠。像他。
他放下手，第一组十个人猫腰前进。穿着伪军服——上次伏击缴的。到据点门口，站岗的伪军刚要问，领头的老耿递上烟卷：“兄弟，换岗的。里头喝着呢？”
伪军接过烟，就着老耿手里的火柴吸了一口，眯起眼：“妈的，便宜他们了。你……怎么面生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已被老耿扭了脖子。
梅竹樵带第二组跟上。他们不走正门，绕到西南角围墙。那里的铁丝网有个缺口，伪军班长王二狗说的——他娘被鬼子扣在据点里当人质，他想救人，主动找游击队投诚。
缺口真在。铁丝被剪断，又虚搭着。雪一盖，看不出来。梅竹樵用刺刀拨开，侧身钻进去。里面是片菜地，乌菜冻成了冰疙瘩。一脚踩上去，咔嚓响。
他带队贴墙根走，摸到厨房后门。
门虚掩着，漏出灯光和热气。内线老刘在门口等着，见梅竹樵，点点头，指指仓库方向。梅竹樵拍拍他肩膀，带人直奔仓库。
仓库是砖房，铁门挂着重锁。梅竹樵从怀里掏出根铁丝，弯了弯，插进锁眼。左拧，右探，咔嗒一声，锁开了。这手艺是他早年走江湖时学的，没想用在打鬼子上。
推门进去，霉味混着枪油味扑面而来。借着窗外雪光，能看见地上堆满木箱。撬开一个，黄澄澄的子弹，崭新，底火锃亮。再一个，手榴弹，绿漆皮。最里面，用油布盖着的，是三挺歪把子机枪，两门迫击炮。炮管上的烤蓝，在黑暗里泛着幽光。
“搬。”梅竹樵压低声音。
两人一组，抬箱子往外运。厨房成了中转站，老刘把箱子藏进送菜的空车里，上面盖白菜帮子。一切顺利，只发出极轻微的声音，被外面的风雪声盖得严实。
搬到最后两箱时，出事了。
一个鬼子军官喝多了，离席出来吐。跌跌撞撞走过厨房，听见里面有动静，推门就进。正好撞见两个队员抬箱子。
军官愣了一瞬，酒醒了大半，手往腰里去摸手枪：“何……”
“何”字刚出口，梅竹樵的棍到了。
棍是白蜡木的，不长，平时背在身后，用破布缠着。此刻布已解，棍如毒蛇出洞，直戳军官咽喉。速度太快，带起的风把油灯焰都吹歪了。
军官想躲，晚了。棍头正中喉结。碎裂的闷响，被外面的喧闹声淹没。他瞪着眼，双手抓向脖子，人往后倒。梅竹樵顺势上前，扶住尸体，轻轻放倒。整个过程没超过三息。
但门开着。风雪灌进来，也灌进了喧闹声里的一丝异样。
院里突然静了一瞬。
梅竹樵心一沉。他踹开仓库后窗：“撤！”
队员扛起最后两箱子弹，翻窗跳出。梅竹樵断后。等人都出去了，他回身，从怀里摸出两颗边区造手榴弹，拉弦，扔向弹药堆。然后翻身出窗，落地，滚进雪窝。
跑出三十步，身后爆炸了。
不是两声，是连环爆。弹药被引燃，火光冲天而起，把考城的夜空撕开一道血红的口子。气浪推着雪沫子扑过来，打在背上像挨了记闷拳。
待 他们跑到一片坟地里，雪下得更猛了，把坟头都盖成了白馒头。队员们互相看看，都咧开嘴笑——脸被硝烟熏得黑一块白一块，只有眼白和牙齿是亮的。
清点人数，三十人出去，三十人回来。轻伤二人，被弹片划了胳膊，不碍事。
老耿眯着眼，笑说：“队长，漂亮！”
梅竹樵没笑。他望向考城方向。火光还在烧，映得天边一片猩红。“王二狗和他娘呢？”
“老刘带他们从另一条路走了，这会儿该到安全点了。”
梅竹樵点点头。这才感觉到冷。风雪灌进领口，激得他打了个寒颤。他解下背后的白蜡棍，棍身上沾了血，已经冻住了，黑红的一层冰碴子。他在雪地里擦了擦。擦不净，算了。
“回山。”他说。
回凤阳山的路上。雪停了，月亮出来，照得雪地一片白。队伍快速地走着，只听见脚踩积雪的咯吱声。
梅竹樵走在最前，白蜡棍当拐杖，在雪地里戳出一个一个深坑。这根棍跟他有些年头了。
他是定远红心铺人，生于光绪二十九年。父亲梅子明是当地红枪会首领，为人仗义，在乡里颇有声望。梅竹樵幼入私塾，先生夸他“字有筋骨，心藏丘壑”。那先生不知道，这孩子心里藏的不仅是笔墨，还有对世道不公的早早认知。
十五岁那年，定远大旱。地主催租如催命，父亲带着红枪会与衙役周旋，他就在一旁看着。那些日子里，他看见过父亲把最后半袋粮，分给更穷的人家。也看见过，父亲深夜磨刀时眼里的火光。
“这世道，”父亲对他说，“光靠善心，救不了人。”
那话他记住了。
后来时局愈乱，北伐，清党，白色恐怖。1929年，经小学教师申菊隐、锡匠谢方华介绍，梅竹樵在红心铺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。煤油灯把三个人的影子，投在土墙上。他说出“随时准备牺牲一切”时，心里异常平静，仿佛早就等着这一天。
入党后，他在定远、凤阳一带组织农会，发动抗租。1932年组织遭破坏，一度与党失去联系，他潜至南京码头做苦力。后又辗转至滁县琅琊寺，化名“常静”。那段日子，他白天挑水扫地。夜里，在油灯下读《共产党宣言》。月光穿过古寺窗棂，照见一人，在沉默中积蓄力量。
直到1937年，炮声震响中国。
到游击队营地时，天快亮了。营地是个大山洞，洞口挂着草帘挡风。掀帘进去，里面生着火，火上架着铁锅，煮着野菜粥。留守的队员见他们回来，都围上来。
“成了？”
“成了。”老耿把缴获的军刀往地上一插，“还捎带弄了把好刀。”
伤员被扶到火堆旁。卫生员——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，姓周，是凤阳城里逃出来的学生——赶紧过来包扎。她手巧，动作轻，一边包扎一边小声问：“疼不疼？”
伤员咧嘴笑：“不疼，比蚊子叮强点儿。”
梅竹樵走到最里面，那里躺着个重伤员。几天前的战斗中负的伤，腰间挨了刺刀。他蹲下，摸摸那人的额头，还烫手。
“三子。”他轻声叫。
伤员叫陈三，朱巷人，跟了他三年。此刻脸白得像纸，嘴唇干裂，呼吸微弱。
“队长……”陈三睁开眼，眼神有点涣散，“回来了？”
“嗯。考城端了。”
“好……好……”陈三想笑，却变成一阵咳嗽，咳出血沫子。
梅竹樵从怀里摸出个小铁盒，里面是最后一点白糖。他用手指蘸了，抹在陈三嘴唇上。“甜的。抿抿。”
陈三舔了舔，喉咙动了动。“真甜……”
“等打跑了鬼子，”梅竹樵说，“天天让你吃糖，管够。”
陈三笑了，笑着笑着，眼睛慢慢闭上。呼吸渐渐平缓，像睡着了。
梅竹樵坐了一会儿，起身，走到火堆旁。老耿递过一碗粥，他接过，慢慢喝。粥是野菜掺少量玉米面，稀，但热乎。喝下去，从喉咙暖到胃。
“队长，”老耿也端着碗，“王二狗和他娘安顿好了。老太太冻坏了，但没大碍。王二狗说，想跟着我们干。”
“收着。”梅竹樵说，“他知道据点情况，有用。”
“可靠吗？”
梅竹樵看向洞外。天亮了，雪停了，阳光照在雪地上，刺眼。“人心都是肉长的。你对他好，他心里有数。”
这话是爹说的。也是这些年他带队伍悟出的道理。1938年他回到定远，振臂一呼，很快就拉起一支队伍。凭什么？凭他“梅大胆”的名声，更凭他对乡亲们实实在在的好——分粮，护村，给孤寡挑水。老百姓心里有杆秤。
1939年冬，日伪悬赏五百大洋捉拿他。布告贴满定远、凤阳城乡，上面画着他的肖像——其实画得不像，但他看了还是笑：“原来我就长这样？”
悬赏令没起作用。相反，投奔他的人更多了。有活不下去的农民，有家破人亡的汉子，也有读过书的学生。他照单全收，但立下规矩：一不抢老百姓，二不虐俘虏，三打仗时干部冲在前。
就靠这三条，游击队越打越大，越打越强。到1940年，上级决定成立定凤嘉县抗日民主政府，梅竹樵被任命为县长。接到任命那天，他正在帮老乡修被鬼子烧毁的房子。通讯员送来任命书，他看了看，叠好揣进怀里，继续递瓦片。
老乡问：“梅队长，当大官了？”
他笑笑：“什么官不官的，就是换个法子打鬼子。”
话这么说，担子重了。以前只管打仗，现在还得管粮食、税收、民政、教育。他白天处理公务，晚上带队伍训练、出击，每天睡不到三个时辰。人瘦了一圈，但眼睛更亮，像有两把火在里头烧。
他最看重两件事：一是练兵，二是办学。游击队的训练场上，常能看见他亲自示范拼刺、投弹。而在他推动下，定凤嘉根据地办起了二十多所小学，教材是他带人编的，第一课是：“中国人，爱中国，打鬼子，保家乡。”
父亲梅子明全力支持他，以帮会首领身份为游击队筹措物资、传递情报。1941年，父亲在执行任务时被捕，受尽酷刑，未吐一字。就义前高呼：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
消息传来那晚，梅竹樵一个人走到山顶，坐到天亮。下山时，他在驳壳枪柄上刻了道痕。
“爹，”他对着定远方向，轻声说，“儿子接着干。”
接着干，就是更多的战斗，更多的牺牲。妻子周梅担任县妇联主任，带着妇女做军鞋、护伤员。十三岁的儿子梅福星要求参军，他说：“国破家何在？”儿子成了通讯员，机灵勇敢。1945年夏，送信途中遭遇鬼子，为掩护同志，引开敌人，身中数弹牺牲。
梅竹樵抚着儿子的尸体，手在抖。他在枪柄上又刻下道痕。
但他没垮。反而更清醒。他在干部会上说：“我们流血，是为了后人不再流血。我们吃苦，是为了百姓不再吃苦。记住这个，枪才知道往哪指，路才知道往哪走。”
多年以后，新修的《定远县志》，在“人物卷”中这样记载：
“梅竹樵（1903-1947），定远红心铺人。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历任定凤嘉县县长、新四军淮西支队独立团团长等职。在极端艰苦条件下，领导军民开展游击战争，组织生产自救，为巩固和发展淮西抗日根据地作出重要贡献。1947年7月牺牲。”
六十二个字。墨迹印在宣纸上，干透后微微凹陷，像岁月留下的浅疤。
而亲历者，记得的远不止这些。他们记得梅竹樵的白蜡棍，记得他冬天把棉袄让给伤员自己穿单衣，记得他给垂死的战士喂糖时说“等打跑了鬼子，天天让你吃糖”，记得他被悬赏五百大洋时笑着说“原来我就长这样”，记得他得知儿子牺牲后沉默了三日，第四日晨照常带队伍出发时挺直的背影。
还有人记得，他牺牲前最后一场战斗。那是1947年，部队在豫东被围，弹尽粮绝。他命令部下分散突围，自己带少数人断后。最后的时刻，他倚着断墙，看着围上来的敌人，摸了摸枪柄上三道深深的刻痕。
然后做了个选择。
县志不会写那个选择的具体情形，不会写他最后一刻想起什么，不会写那颗子弹如何穿过胸膛，不会写血怎样渗进中原的土地。
但风记得。
每年的七月，当风从豫东平原吹过，卷起黄土，掠过那些无名的坟茔，总会在一处稍作停留。那里没有墓碑，只有一丛野竹，年年自发，岁岁长青。风吹竹叶，沙沙作响，像在低声诉说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。
故事里有雪，有火，有棍，有一个叫梅竹樵的定远人。
他来过，战斗过，留下过痕迹。
虽然痕迹终会被时间抚平，但总有些东西不会消失——比如县志上那六十二个字，比如风过竹林时那阵沙沙声，比如在这片土地上，曾经有人为了某种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，活过，也死过。
那就够了。
作者简介：
郑鹏程，男，1981年毕业于滁州师专，1988年毕业于安徽教育学院，1996年至华师大研究生班进修一年，先后在定远中学、定远县委宣传部和定远县文联任职，系安徽省作协五届理事，滁州市作协第一届副主席，作家在线签约作家，在《人民日报》《清明》《安徽文学》《安徽日报》《文学与文化》等发表文学作品近百万字。
